去年，在经济增速有所减缓的背景之下，税收增幅减少与结构性减税屡屡成为关注焦点。昨日，国税总局公布，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110740亿元，增收11175亿元，比2011年增长11.2%，这一增长率仅为2011年的一半。

　　无可否认，税收增幅的大幅下降主要仍是经济环境所致，但亦有一部分是来源于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施行。去年，结构性减税成为税收领域的重中之重，除实施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外，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提高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等措施亦相继启动。国税总局数据显示，来自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下降8%，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下降12.5%；而国税总局总会计师汪康此前曾表示，2012年对部分地方的“营改增”试点，给企业减税300多亿元。

　　结构性减税措施小有成效，但亦未能改变整体税负繁重的局面。逃税是很多中小企业的真实生存法则，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去年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90%的企业有逃税行为。他们面临的不是守法与否的抉择而是“不逃税即倒闭”的生存困境，因为占大头的增值税税率通常在17%，比起普遍的10%-15%甚至3%的利润，是显而易见的亏本买卖。而我国70%的是流转税，即间接税，这些税负痛苦通过层层转嫁，最终以高物价的形式压在每一个民众的肩上，工资单上可以看到的直接税负与物价中看不见的间接税负叠加，带来的是双重的压力。企业与民众对税负重担的感受非常明显，近年来减税的呼声一浪更比一浪高。结构性减税应声出台固然令人欣慰，但税重局面的改变需要的是大刀阔斧的全方位改革。

　　在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重复征税、高税率和税种过多过杂是压在企业身上的三座大山。造成重复征税的最主要原因，是环环征收了增值税却又在最终环节以营业额为税基征收营业税。虽然营改增的试点理论上有望解决这一问题，但实际上税率变高反而令重税问题更加严重。我国企业普遍适用的增值税率为17%，而不少国家的同一税率仅为“个位数”；而我国一般企业所得税率为25%，微型企业税率仍高达20%，这比韩国高出逾一倍。况且，企业需缴纳的杂税过多，税种有十多种，且税负近年来增长很快，而税收政策更是向大型企业倾斜，如大型国企可向有关部门申请特殊事项免税以及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而小微企业却享受不到这些优惠。税制改革的目标是追求公平，要推倒这三座大山，唯有大幅减少间接税的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将高企的税率调低，砍掉不必要的杂税以及弹性征收的各种“费”，并给予中小微企业更合理的优惠支持政策。

　　而于民众而言，不仅需承担70%流转税层层转嫁过来的税收，亦需负担未得到完善保障的教育、医疗、养老支出，且占初次分配主要地位的劳动者报酬被以高税率及企业留存的方式将大部分交给了政府及资方，资本所得的快速增长让个人所得更显弱势。人社部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14.1%，在国民经济收入中垫底。要改变当前的不公平现象，调低中等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税率并增加财产税税率以减少投机倾向是当务之急，但长期而言，若想实现“国民收入翻番计划”，则需对税制作出彻底改变。我国现行为分类所得税制，但个税实为工薪税，未能全面反映纳税人真实纳税能力反而容易造成收入低者纳税更多的现象，而按家庭计征个人所得税，则可弥补差距以实际负担为基准，其公平原则已经过多个国家多年来的实践验证。在我国，虽然信息网络建设或是制度设计有其复杂性，但并非不可克服。

　　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谈及优化税制问题，强调房地产税收制度和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制度是中长期要认真研究的两大税制改革，并未提及按家庭征税及间接税改革等问题，且中长期的表述预示着短期内调整或无望。但需要注意的是，结构性减税不能扭转中国整体税负繁重的局面，负重税前行的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将更为吃力，亟待间接税改直接税、各项税率调整以及从工薪税向按家庭征税转变等一系列全方位改革。

(原标题：[社论]改税负繁重局面，亟待全方位税制改革)